首先說一個親身經歷。記得在多年前瓜瓜在某集團當內審，有一次審核某工廠的工資發放流程時，發覺工資表每月由一位文員負責編製，而她的工資也包括在工資表中。雖然工資表在呈送會計部前由車間主管審批，但工人數目眾多，車間主管只會核對工人數目，以及看一下有沒有工人的工資異常高。文員計算自己的工資，而且審批比較鬆散，當然是一個風險警示。於是，內審同事便重點抽查該文員的工資，結果發現她每月偷偷地給自己多加幾百元加班費。在自己的審計生涯中，旦凡遇見這類情況例必重點關注，因為人容易受誘惑，以為沒有人會察覺，更料不到內審原來會查得這樣仔細。
相同問題似乎發生在本地化妝品連鎖店卓悅控股(653)。根據報章報道，其前人事部經理涉嫌聯同家人，在2004年至2011年間利用支薪系統和虛假員工獲利4,000萬元。由於案件仍在審理階段，在此不便評論被告有罪與否。不過，若果傳媒報道的案情無誤，並假設同樣事情發生在另一間上市公司身上，這就明顯是公司管治出了大問題。
首先，人事部負責招聘員工和處理相關事宜，但又同時負責計算工資和發薪，正如文首提到的例子，明顯是職責缺乏分工(Lack of segregation of duties)，是一個頗大的管理漏洞。雖然發薪前需由會計部審批，但好大可能會計部根本不清楚每位員工的工資是多少，所以審批都只是形式上，實際沒有多大意義，因而沒有及時制止問題發生。
此事核數師有沒有責任呢？不是要為他們開脫，核數師比較著重財報上的欺詐，對於這類營運風險未必察覺。不過，倘若公司設有內部審計部門，而審計又採用風險為本(Risk based approach)的話，這麼大的職責分工漏洞肯定會找到出來。
翻查2010年年報，原來卓悅當年並無內部審計部，但每年外聘獨立專業團體，對公司的內部監控系統成效進行年度檢討。實在好奇該專業團體有沒有找到此問題。若果找到，卓悅管理層為何不堵塞漏洞？若果是找不到，是專業團體的審計未有包括發薪流程，還是其他特別原因？
朋友說職責分工只是大公司的玩意，中小企缺乏人手和資源，根本沒有可能做得到。事實的確如此，但不代表甚麼也不做。就以人事部身兼招聘和發薪為例，若資源所限無法分工，其實只要加入適當監督，例如將工資表按部門拆開，然後由各部門主管核對自己部門的工資表，總比會計部來審批為佳。此法既可保護員工薪金私隱，又達到監控效果。又例如採用生物識別考勤系統，可杜絕虛假員工冒領薪金問題。現在的考勤系統價格低廉，效益比成本高，唯一注意是必須遵守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及相關指引。
風險管理是公司管治重要一環，希望各大小上市公司引以為戒，不要步卓悅後塵。
原文刊於：am730 2019-01-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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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1月25日星期五
2019年1月22日星期二
廢除港式預繳稅？咪講笑！
對於不少打工仔來說，每年1月慘過割咗忽肉，因為正值薪俸稅繳交期限。套用阿嬌金句「個個都交稅，唔通個個都想交稅咩」，相信最能反映實況。
在交稅的同時，大家可有留意一下稅單？最近某位財經專欄作家撰文，認為香港的打工仔連薪水還未收到，便要早一年繳交稅款，所以應廢除港式預繳稅云云。留意到文中有好些誤解，而且還有不少讀者不求甚解，全盤接收了就去附和。為此，瓜瓜略盡公民責任，嘗試在此解釋一下。
首先，香港的薪俸稅只有「暫繳稅」而沒有「預繳稅」。顧名思義，兩者都有預先繳付的意思，但付款安排卻有很大分別。暫繳稅是Provisional tax，有「暫定」的意思。由於香港的薪俸稅在財政年度完結後差不多1年才需繳交，所以有暫繳稅的安排。例如2019年1月繳納的暫繳稅，覆蓋的課稅收入涉及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。或許你會問，現在才是2019年1月，既然稅款包括2019年1月至3月的收入，薪金還未收到就要納稅，豈非很不公平嗎？
放心，暫繳稅是分兩期支付，第一期是稅款的75%，按比例計算其實是繳納2018年4月至12月的稅款。至於在4月繳納的第二期是稅款的25%，按比例計算是繳納2019年1月至3月的稅款。由此可見，暫繳稅並沒有在納稅人未收到薪金的情況下預繳稅款，而是在納稅人收到薪金後才支付。
至於計算方法，是按照對上一個年度的收入來估計。所謂暫繳其實就是暫時徵收的意思，等到納稅人遞交了報稅表，待稅局評定稅款後並發出稅單，到時繳交或退還最終稅款和暫繳稅之間的差額，該年度的稅項就會結清。
至於預繳稅一般指Withholding tax、PAYE (Pay-As-You-Earn)，或者PAYG(Pay-As-You-Go)。相比起暫繳稅，預繳稅比較霸道，慣常做法是不理三七二十一，即時從薪金中扣起一部分，等到發出稅單後再繳交或退還差額。重要的事情須講多一次，香港薪俸稅沒有預繳這種安排。
相比起預繳稅，香港的暫繳稅在繳納時間方面其實相當寬鬆，至少每月收到的薪金不用被扣起一大截。當然，壞處是每年需要預備一大筆錢來交稅，若沒有及早籌劃將相當麻煩。或許你會再問，暫繳稅以上一個財政年度的課稅收入來估算，若然今年收入減少怎麼辦？根據稅例，只要今年的應課稅收入少於或可能會少於前一年度的90%，或者其他原因如預期將可獲得之前沒有的免稅額等，就可以在指定時間內向稅局申請緩繳。綜合而言，我們這班打工仔並沒有因支付暫繳稅而蝕了利息，薪金也沒有被強制扣起用作繳納稅款，可以較自主地運用現金。若果購買儲稅券來支付稅項更可以賺取利息，年息率是0.25%。
其實稅局的《稅務局所課徵的稅項指南》已清楚說明何謂暫繳稅，有興趣不妨到稅局網站下載來看看。
最後一提，該作家認為港式暫繳稅需額外行政成本，這點瓜瓜同意，若廢除暫繳稅，至少可以減省緩繳申請的行政成本。不過，現在薪俸稅已經差不多在年結後1年才繳付，若廢除暫繳稅安排，政府要維持每年稅收無可避免要行PAYE預繳制。現在每月從薪金中扣除5%強積金供款，打工仔已經心不甘情不願，還要扣除薪俸稅？一眾納稅人願意才說吧！
申延閱讀：
原文刊於：am730
2019-01-18
2019年1月11日星期五
蔡瀾捅了一個甚麼樣的蜜蜂窩？
食家蔡瀾最近在內地一個節目中表示，若果要讓一款菜式消失，他會選擇火鍋，認為沒有甚麼飲食文化可言，結果在兩岸三地引起極大爭議。看！隨便一番話就令眾人熱烈討論，這就是真正KOL的風範。說起蔡生，記得八年前他曾寫了一篇叫《羞恥》的文章，全文一句髒話也沒有，但就將當時的發展局官員罵過狗血淋頭，包括時任局長林鄭月娥，有興趣不妨找來看看。
回說蔡生的火鍋言論，這次批評者眾，皆因他捅了一個蜜蜂窩。為何這樣說？看過中國餐飲業的市場分析後就會明白，在中國火鍋是一門龐大生意。根據火鍋股海底撈(6862)的招股書顯示，內地中式餐飲業於2017年的總收入是31,920億元(人民幣，下同)，當中市佔最高就是火鍋店有14%，以金額計即是4,362億元。以中國10億人口粗略計算，代表每名中國人年均花費436.2元在火鍋上。此外，目前全國各地合共約有60.1萬間火鍋餐廳。批評一門受歡迎兼從業者眾的產業沒有文化，叫人情何以堪，蔡生不成為眾矢之的才怪。
單從市場規模的數據來看，內地民眾似乎愈來愈喜愛火鍋。由2013年至2017年，全國火鍋餐廳收入的複合增長率有11.6%，較中式餐廳總收入的9.9%高。市佔也由2013年的13%，升至2017年的14%。如此結果，究竟是內地民眾對火鍋的需求增加所致，還是如本報的「3個中產黨」所言，是供應帶動需求，留待讀者自行判斷。
根據海底撈招股書上的市場分析，2013年全國的火鍋店只有40.6萬間，與目前相比4年間的複合增長率有10.3%。一個有趣發現，若將全國火鍋店總收入除以餐廳數量，每間店於2017年的年均收入有72.6萬元，與2013年作基點計的複合增長率只有1.2%。換句話說，全國火鍋總收入增長那麼高，主要是火鍋店愈開愈多所致。至於每店的年均收入增長為何如此之低，可能是較多小規模的火鍋店加入市場，又或者是市場競爭激烈阻礙價格上升。
相同情況出現在海底撈身上。以2015年至2017年收入的複合增長率有35.7%，但店舖數目同期卻升36.7%，每店年均收入因而下跌0.8%至3,813.9萬元。2018年上半年的情況更甚，收入升53.9%，但店舖數量增68%，每店平均收入因而跌8.4%。
火鍋連鎖店的優勢在於標準化，不論是設備、經營流程還是食材，只要跟著標準去開設和營運分店，基本上是複製一間賺一間。況且，火鍋店的廚房設置相對簡單，盈利能力因此較高。如海底撈的經營溢利率(即收入減去食材、舖租、員工薪酬和燈油火蠟後再除以收入)於2017年有21.9%，2018年上半年則有19.7%，基本上複製一間分店就賺一間。以為海底撈盈利能力高？未算。看看叙福樓集團(1978)旗下的牛涮鍋，2017年的經營溢利率更有32.5%。
火鍋生意如此賺錢，加上華人喜歡吃火鍋，貴為著名食家的蔡生膽敢唱反調，罔顧這麼一個龐大產業的利益，傷害了中國人民感情，其KOL地位會否有損，相信日後自有分曉。
原文刊於：am730 2019-01-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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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說蔡生的火鍋言論，這次批評者眾，皆因他捅了一個蜜蜂窩。為何這樣說？看過中國餐飲業的市場分析後就會明白，在中國火鍋是一門龐大生意。根據火鍋股海底撈(6862)的招股書顯示，內地中式餐飲業於2017年的總收入是31,920億元(人民幣，下同)，當中市佔最高就是火鍋店有14%，以金額計即是4,362億元。以中國10億人口粗略計算，代表每名中國人年均花費436.2元在火鍋上。此外，目前全國各地合共約有60.1萬間火鍋餐廳。批評一門受歡迎兼從業者眾的產業沒有文化，叫人情何以堪，蔡生不成為眾矢之的才怪。
單從市場規模的數據來看，內地民眾似乎愈來愈喜愛火鍋。由2013年至2017年，全國火鍋餐廳收入的複合增長率有11.6%，較中式餐廳總收入的9.9%高。市佔也由2013年的13%，升至2017年的14%。如此結果，究竟是內地民眾對火鍋的需求增加所致，還是如本報的「3個中產黨」所言，是供應帶動需求，留待讀者自行判斷。
根據海底撈招股書上的市場分析，2013年全國的火鍋店只有40.6萬間，與目前相比4年間的複合增長率有10.3%。一個有趣發現，若將全國火鍋店總收入除以餐廳數量，每間店於2017年的年均收入有72.6萬元，與2013年作基點計的複合增長率只有1.2%。換句話說，全國火鍋總收入增長那麼高，主要是火鍋店愈開愈多所致。至於每店的年均收入增長為何如此之低，可能是較多小規模的火鍋店加入市場，又或者是市場競爭激烈阻礙價格上升。
相同情況出現在海底撈身上。以2015年至2017年收入的複合增長率有35.7%，但店舖數目同期卻升36.7%，每店年均收入因而下跌0.8%至3,813.9萬元。2018年上半年的情況更甚，收入升53.9%，但店舖數量增68%，每店平均收入因而跌8.4%。
火鍋連鎖店的優勢在於標準化，不論是設備、經營流程還是食材，只要跟著標準去開設和營運分店，基本上是複製一間賺一間。況且，火鍋店的廚房設置相對簡單，盈利能力因此較高。如海底撈的經營溢利率(即收入減去食材、舖租、員工薪酬和燈油火蠟後再除以收入)於2017年有21.9%，2018年上半年則有19.7%，基本上複製一間分店就賺一間。以為海底撈盈利能力高？未算。看看叙福樓集團(1978)旗下的牛涮鍋，2017年的經營溢利率更有32.5%。
火鍋生意如此賺錢，加上華人喜歡吃火鍋，貴為著名食家的蔡生膽敢唱反調，罔顧這麼一個龐大產業的利益，傷害了中國人民感情，其KOL地位會否有損，相信日後自有分曉。
原文刊於：am730 2019-01-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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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1月4日星期五
港鐵與律政司給予專業的反思
當年仍從事審計的時候，每當接到新任務時，首先會檢視自己有沒有利益衝突，因為一旦與被審單位有絲毫關係，就算自己如何公正嚴明，審計程序如何透明公開，都會容易被人質疑偏幫己方，繼而影響審計意見的公正性以至審計單位的公信力。典型例子就會計師的紀律調查和聆訊，社會輿論不時批評我們「自己人查自己人」，這也是財匯局即將升格成為獨立監管機構的理由，好讓行外人治理一下我們這群肥到穿不下襪子的人。
其實不單是會計師，其他專業如律師和工程師對利益衝突都非常重視。可是，最近兩宗事件卻給我們反思的機會，說的就是律政司決定不就UGL事件起訴現任全國政協及前任特首梁振英，以及港鐵(066)就沙中綫月台涉剪鋼筋事件聘請的獨立顧問之言論。
先講律政司，不起訴梁氏的決定瓜瓜並不感到意外，因為涉及的款項早在梁氏出任特首前已經簽訂，只是碰巧於在任時收取。除非有其他證據，否則從表面上看，該款與特首一職不存在利益衝突，唯一爭議點就是有沒有需要申報。按《基本法》第47條，行政長官就任時應向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申報財產，記錄在案。UGL款項是在就任後收取，按字面理解不須要申報。不過，UGL款項是否可視為應收未收，這類應收未收款項又算不算是財產，可惜基本法沒有清楚界定，也是值得爭議的地方。
無論如何，是次事件不在梁氏應否被起訴，而在於律政司應否按過往慣例，尋求獨立法律意見。現任律政司長鄭若驊並非由梁氏提名出任，就算是全國政協和律政司長這兩個職位，本身也沒有從屬關係。不過，若說國家領導人對律政司長的任命絲毫沒有影響力，很難令人信服，例如任命前先諮詢一下總有吧？即使真的完全沒有，但觀感上仍存在影響力。再講，過往幾宗涉及官員的案件皆尋求獨立法律意見，這次沒有跟慣常做法，與公眾期望不符，難怪批評之聲此起彼落。其實尋求獨立法律意見，只會加強律政司決定的公信力，實在不明白為何不多做一步。難道胡仙案給予我們的教訓還少？還是輿論對現屆政府來說根本不值一哂？
接著是港鐵就沙中綫鋼筋事件聘請的獨立顧問嚴建平，他在早前一個訪問中表示，螺絲頭扭入6圈符合結構安全要求，而且是為社會利益著想，盡可能在結構安全及社會利益中取得平衡，不想浪費社會資源。
問題來了，身為獨立顧問，他的工作只需要衡量鋼筋結構是否安全。至於結構安全如何與社會利益取得平衡，這是政府的責任，他不應也不可越俎代庖。
所謂專業獨立，就是可以在不受任何干預和影響下，運用專業知識作出判斷。因此，獨立顧問不應有任何前設立場，一旦有了既定想法，容易形成偏見影響判斷。就他這番言論，令人擔心是否為了平衡公眾利益，而將安全標準降低。有人說，能人所不能者是為人杰，瓜瓜則認為能人所不能者是為專業。所謂專業，就是向他人提供別人不懂的顧問與服務。因此，我們應自我約束，盡一切辦法避免利益衝突發生，那怕利益關係只是觀感上而非實際存在。否則，別人憑甚麼相信我們呢？
原文刊於：am730 2019-01-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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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實不單是會計師，其他專業如律師和工程師對利益衝突都非常重視。可是，最近兩宗事件卻給我們反思的機會，說的就是律政司決定不就UGL事件起訴現任全國政協及前任特首梁振英，以及港鐵(066)就沙中綫月台涉剪鋼筋事件聘請的獨立顧問之言論。
先講律政司，不起訴梁氏的決定瓜瓜並不感到意外，因為涉及的款項早在梁氏出任特首前已經簽訂，只是碰巧於在任時收取。除非有其他證據，否則從表面上看，該款與特首一職不存在利益衝突，唯一爭議點就是有沒有需要申報。按《基本法》第47條，行政長官就任時應向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申報財產，記錄在案。UGL款項是在就任後收取，按字面理解不須要申報。不過，UGL款項是否可視為應收未收，這類應收未收款項又算不算是財產，可惜基本法沒有清楚界定，也是值得爭議的地方。
無論如何，是次事件不在梁氏應否被起訴，而在於律政司應否按過往慣例，尋求獨立法律意見。現任律政司長鄭若驊並非由梁氏提名出任，就算是全國政協和律政司長這兩個職位，本身也沒有從屬關係。不過，若說國家領導人對律政司長的任命絲毫沒有影響力，很難令人信服，例如任命前先諮詢一下總有吧？即使真的完全沒有，但觀感上仍存在影響力。再講，過往幾宗涉及官員的案件皆尋求獨立法律意見，這次沒有跟慣常做法，與公眾期望不符，難怪批評之聲此起彼落。其實尋求獨立法律意見，只會加強律政司決定的公信力，實在不明白為何不多做一步。難道胡仙案給予我們的教訓還少？還是輿論對現屆政府來說根本不值一哂？
接著是港鐵就沙中綫鋼筋事件聘請的獨立顧問嚴建平，他在早前一個訪問中表示，螺絲頭扭入6圈符合結構安全要求，而且是為社會利益著想，盡可能在結構安全及社會利益中取得平衡，不想浪費社會資源。
問題來了，身為獨立顧問，他的工作只需要衡量鋼筋結構是否安全。至於結構安全如何與社會利益取得平衡，這是政府的責任，他不應也不可越俎代庖。
所謂專業獨立，就是可以在不受任何干預和影響下，運用專業知識作出判斷。因此，獨立顧問不應有任何前設立場，一旦有了既定想法，容易形成偏見影響判斷。就他這番言論，令人擔心是否為了平衡公眾利益，而將安全標準降低。有人說，能人所不能者是為人杰，瓜瓜則認為能人所不能者是為專業。所謂專業，就是向他人提供別人不懂的顧問與服務。因此，我們應自我約束，盡一切辦法避免利益衝突發生，那怕利益關係只是觀感上而非實際存在。否則，別人憑甚麼相信我們呢？
原文刊於：am730 2019-01-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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